每年的此时此刻,太阳都如约升起,初夏的空气中升腾起焦灼而骄傲的气息,城市里所有匆忙的人们都暂停脚步,纪念自己的青春。

九十年来,每年的此时此刻,我们都一起回望。

作为最普通的国之青年,算来,我已经度过了二十多个青年节。

第一次有资格过五四青年节的时候,仿佛沐浴一场成人礼,有特别的神圣感,那些遥远而高岸的名字像一面面旗帜在远方飘扬。后来的很多年里,那是一次次神秘的眺望,它与理想、牺牲、国家利益等同在一起,成为生命中最激越的时刻。

后来,我开始了解那场运动的每一个细节,熟悉每一个伟大名字的生命历程。我突然发现,他们也是矛盾的、焦虑的。他们也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——更多的是中学生和小学生。就如同所有的青春都没有蓝图一样,那些决然的行动背后飘荡着同样庞大的困惑,而这些困惑并没有在一场运动后烟消云散,反而,它们缠绕了这些人的一生,甚至直到今天仍是这个国家最迫切的成长命题。

再后来,我在广场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中国。我发觉,那场学生运动其实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全民运动,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市,如果没有商人、军人和工人们的支持,它将不可能产生如此爆炸性的影响。

再再后来,我在中国之外去寻找那一天的坐标。我看到,同样是在1919年的亚洲,另一个饱受屈辱的文明古国印度也发生了一场伟大的运动,一个叫甘地的律师发动“非暴力不合作运动”,他以一种更温和,却同样坚定的方式唤醒了自己的国家。

二十多年来,“五四”在我的心目中,反复重现、印证、颠覆和重构。而我的这种体验,可能发生在过去九十年中所有的中国青年身上。1919年的5月4日,就像一列灯火辉煌的火车,在暗夜中一闪而过,给人留下若有所失的晕眩感。从彼往后,它变成了一个充满悬念的使命。

此时此刻,我开始猜想,如果九十年前的那个青年人回到今天的中国,他会有怎样的发现和感慨。他会看到什么在进步？什么在停滞？什么在倒退？什么变得不可思议？什么变得面目全非？他会相信什么,还是一如往昔地怀疑一切？

我继而猜想,什么是青年？

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可笑。不过,就在今天,我不由自主地问自己:青年是一个生理名词,还是心理名词？青年是一个特指的族群,还是指国家的某种气质？

几乎在所有国家的中心广场上,纪念碑的塑像都是由青年担当着主角,他们往往目光如火,纵身向前,呈现出呼啸呐喊的身姿。可是,这就是国家成长的全部内涵所在吗？如果说,青年将拯救我们的国家,那么,谁来拯救青年？

这个国家的青年,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是十分骄傲的,所谓率土之滨,莫非王土,犯强汉者,虽远必诛。可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惨败,突然发觉自己成了东亚病夫。那种焦虑和狂躁是可以想见的,于是呼啸革命成了集体的选择。

觉醒是一个痛快而痛苦的过程,因为梦想不再,而觉醒的方式和道路却是模糊和多样化的。直到今天,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仍在探索之中,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。在这个意义上,今日之青年所面临的中国命题,与1919年相比,仍有很大的连续性和相似性。

进步在于,九十年后,我们不再把革命与现代化混为一谈,我们更加相信建设的力量,开始学习理性和妥协。

中国百年历史,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。让人高兴的是,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里,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,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,在三十年的和平崛起过程中,中国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,没有发生饥荒、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,绝大多数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,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,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就。未来三十年、六十年乃至九十年,我们需要证明的是,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的、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。

每年的此时此刻,我们以纪念的方式,让自己不要失去愤怒、怀疑和前进的破坏力。但是,如果我们仍然仅仅只会愤怒、怀疑和破坏,而不尝试着去学习妥协、相信和建设,那么,今天的青年又如何能超越九十年前的自己？

我想起四十年前的1969年,那是共和国最混乱和迷茫的时期,文攻武卫,举国狂躁。二十一岁的北京地下诗人郭路生写下了《相信未来》:“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,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,我顽固地铺平失望的灰烬,用美丽的雪花写下:相信未来!”十年后的1979年,另一个叫北岛的青年遥相呼应,写下“我不相信”——“我不相信天是蓝的;我不相信雷的回声;我不相信梦是假的;我不相信死无报应。”

这就是青年的力量。这就是正在进步的理性力量。

这是极端的九十年,这也是短促的九十年。

九十年中,每一场青春,最终都充满了挫败感。

然而,九十年间,在这个地球上,惟一生生不息的,正是野草和青年人无尽的梦想。